春节里的一个下午，戴着棒球帽、不施粉黛的吴越出现在记者面前，手里提着一个热量颇高的芝士蛋糕。
这位没有一点“明星包袱”的女演员自出道以来，已出演过100多个角色。正如多年前一位导演评价的那样，她的身上有一种“柠檬味”。而在观众眼中，她总是“云淡风轻”“人淡如菊”。
吴越说，这些美好的词语都是误会，她常常是“心热头脑也热”。面对网上的众声喧哗，面对无常的变化，她也有过迷茫，但那份努力向善的正念和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让她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与自洽。
记者：前不久，电视剧《繁花》大热，但“金科长”似乎很少在这部剧的宣传活动中亮相，您为什么如此低调？
吴越：并不是要刻意低调。《繁花》宣传期间，我正巧在杭州拍戏，拍摄进度特别紧张。我只争取到一天假期，到上海参加了一次《繁花》的宣传活动。那一天，整个剧组几乎停工了，所以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多请假。
吴越：刚进剧组的时候，我心里很焦虑。作为大师级别的导演，王导在我心里是有“光环”的。随着一场戏一场戏的拍摄，我发现他很善于把握每个演员的特点，并且用他的方法去表现演员。他会研究你，研究从哪个角度拍摄所呈现的你是最好的、你的表演是最有光芒的。
对演员来说，这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，能遇到这一种的机会是很难得的。有这样一位大师你，你只要跟着他走，让表演自由地流淌就可以了，这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。
记者：不少女演员人到中年之后都面临无戏可拍的尴尬，但您这几年的人气是越来越旺，不仅佳作频出，而且戏路很宽。这既得益于您自身的努力与积累，也离不开一定的运气，您怎么面对演艺事业中自己能掌控的部分与没办法掌控的那部分？
吴越：我承认我的运气很好，我很感谢这份运气，尽管我也不知道它从何而来。在运气的护佑下，我遇到了一些很不错的角色。刚接到这些角色的时候，我并没有觉得十拿九稳，但最后通过努力都收获了认可。
其实我周围有不少有实力、有艺术感觉的“千里马”演员，他们或许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，没有遇见那位伯乐，暂时无法让广大观众看到他们。
我很感谢电视剧《扫黑风暴》的导演五百，他是我的伯乐之一。在拍这部戏之前，我们合作过电视剧《在劫难逃》。《扫黑风暴》的候选人其实挺多，在定角色的时候，五百导演投了我一票，让我饰演了公安局副局长贺芸。这部戏的关注度很高，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掌声。
拍完《扫黑风暴》，我紧接着演了《县委大院》，当时网上有个词叫“番位”，我一开始没有去探究，因为我从小到大拍戏就知道男一号、女一号、男二号、女二号，后来才明白，按照番位的说法，艾鲜枝县长是“二番”。
去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那天，听说剧组的人都很希望我能拿奖，结果我真的拿到了最佳女主角奖。说句实话，我到现在都没请孔笙导演和正午阳光的侯总吃过一顿饭。他们以及编剧王小枪为这部戏的付出，令我非常敬佩，我很感激他们。
记者：从1995年的第一部电视剧《北京深秋的故事》开始，您演了近30年的戏，饰演了许许多多角色，有没有对这些角色做过梳理？
吴越：2022年我过50岁生日的时候，粉丝们给我做了一个小视频，他们帮我数了一下，我一共演过100个角色。我从来就没把这些角色进行梳理或者归类，我甚至很少看自己演过的戏，演完就放下了。
吴越：我好像并不是特别需要刻意地抽离，没那么痛苦。当然，在演完一部戏之后，身体需要调整一下，神经需要放松一下，因为拍戏的过程很辛苦，而接下来又要投入新的角色。
作为一个演员，我需要不停地去看一些美的东西，听一些美的声音，看一些真实的东西，听一些真实的声音。这对我分析人物、打开表演的格局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在我看来，表演的高下最终取决于对角色的理解，理解得越深，最后呈现的效果就可能越好。理解了角色之后，还要能表达出来。而理解和表达不能离开审美，审美又来自一个人的价值观。这就是怎么回事说“戏如其人”吧。
吴越：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说，并不存在反面角色。我们演的都是人，复杂的人。谁愿意看一个脸谱化的反面人物或者完完全全的正面人物呢？观众想看到的永远是多面的、复杂的人，以及他（她）的性格是怎样决定他（她）的命运的。
吴越：我喜欢看艺术展、听音乐、看电影。去年10月在杭州拍戏的时候，我去中国美院看了赵无极艺术大展，很受震撼。每一位成功的艺术家都有其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，欣赏他们的作品能开阔我的思路，滋养我，我甚至还可以模仿，虽然他是在画画或者演奏音乐，我是表演，但艺术的本质是相通的。
我一直相信，有感染力、有质地的表演不是凭空努力就能实现的，也不是关起门来琢磨剧本就能做到的，必须得多看一看美的东西，多看一看真实的世界，看得多，就有启发，然后把别人的“鸡蛋”放到自己的篮子里试试。
比如赵无极先生的有些作品画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，而是一种气氛和内心的感受。但他的画能让我感受到温度，体会到他创作时的心境。那么，在表演的时候，在说台词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把角色的心境表达出来。
记者：除了电视剧，您也演过一些电影和话剧，这三种形式在表演方式上有什么不同？
吴越：我觉得在本质上并没什么不同。不论是演电视剧、电影还是话剧，演员都要把自己掏出来，把人物表达给大家看。
在话剧舞台上，我们与观众是面对面、同呼吸的，而电视剧和电影离不开后期的剪辑，当然会在工作方式和节奏上不一样。话剧的前期排练时间会比较长，到了台上不能出错，一遍过。但在剧组里，我可能直到化妆的时候才收到今天的飞页，马上就要演。
吴越：我最享受的是好的角色，与表演的形式无关。一直以来，能打动我的，都是让我有新鲜感的角色。比如《扫黑风暴》里的贺芸就很打动我，她的性格层次是很丰富的，我从来没演过这样的角色。
赖声川导演的话剧《如梦之梦》里的顾香兰也非常吸引我，她是那么美，我相信没有一个女演员会不喜欢演顾香兰。电影《爱情神话》里的蓓蓓、《繁花》里的金花都让我有新鲜感。当我对一个角色有新鲜感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种激情、一股劲，把自己调动起来。
记者：1999年，您出演第一版《恋爱的犀牛》的女主角明明，孟京辉导演当时评价您演的明明既清新又带点神经质，说您是一个有“柠檬味”的演员。二十多年过去，您的这种“柠檬味”似乎依然没有变。
吴越：这么多年在剧组里的生活其实很简单，每天不是在纠结这个词怎么说，就是这场戏怎么演，琢磨怎么跟导演沟通，和演员对戏。沉浸在角色里的时候，自然就会跟琐碎的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记者：女演员都特别惧怕衰老，不惜代价与岁月抗衡。您怎么样看待当下普遍的“白、瘦、幼”审美，您好像并没有把自己“卷”进去？
吴越：什么样的土壤就会孕育什么样的植物，当观众嫌弃你老、嫌弃你胖的时候，你只能想尽办法不让自己老、不让自己胖，扛不住舆论的压力，就只能妥协自己。
其实我也没那么坚强，我也怕观众说我老、说我胖，但岁月是一去不复返的，谁也抓不住，真正的逆生长是不存在的。我今年52岁，不可能是25岁的样子。我只能告诉自己，看得更宽一点，除了这些评价，还得看点别的，不要把自己“卷”在里面。
吴越：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要的不多，如果我要的很多就会感到失落。我只要吃我喜欢的那一两道菜，并不是特别需要一桌子的菜。我认为，自洽就能自在。
记者：近些年，您开始演一些年龄跨度比较大的角色，比如您在《清平乐》《大明风华》里的表演都非常出彩，您是从何时开始坦然接受这些大龄角色的？
吴越：我并不会从年龄的角度去衡量一个角色，我只考虑这部戏、这一个角色对我有没有吸引力。
记者：您曾经说，评判一个演员好不好，会看他在并不精彩的剧本里，能否化腐朽为神奇地“活下来”。这个说法很有意思。
吴越：好演员要把剧本上的人物变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人，让观众感觉是真实的，起码是不刺眼的，逻辑没问题的，并通过个人的表演让这一个角色有质感。
如果遇到一场戏写得有点假，就要通过个人的处理尽量让它真起来，这是需要努力、需要琢磨的。
吴越：若遇到不太理想的剧本，就这么照着演，什么脑筋都不动，你不害怕吗？等到作品播出的时候，角色给人感觉不真实的时候，观众来批评你的时候，你就累了。不是累在前面，就是累在后面，哪有不劳而获的事情？
但一个角色的成功与否也不是靠演员的个人努力就能决定的，导演的审美和价值观、剪辑和剧组其他人员的审美可能都决定了最后的呈现效果。对演员来说，不可控的东西太多了。有时候现场的温度、灯光、氛围对了，一秒钟就找到感觉了。但有时候无论怎么尝试，最后还是失败。表演艺术就是这样，充满魅力，但又不那么可控。
所以我一直觉得“理解万岁”，如果大家能配合默契，那作品最终的呈现效果可能就会比较好。
记者：对于表演艺术的评判标准通常是主观的，圈内人士的标准和观众的标准可能完全不同，怎么样看待这种差异？
吴越：是的，圈内人评判一个演员，可能会看他是怎样把一场“烂戏”救活的，但观众看不到，因为他们看不到剧本，自然也就看不到演员对角色的改变和努力。有的演员可能功底并不太好，但是他的形象气质和角色很贴合，观众就很认可。这种差异无可厚非。
吴越：我觉得演员和观众最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朋友关系，而不是“顾客就是上帝”的关系，咱们不可以主宰观众的眼睛和嘴巴，观众也无法决定我们怎么演戏。观众就是观众，演员就是演员，舞台就是舞台，观众席就是观众席，若能够彼此理解，就会很愉快。
记者：绝大多数演员都很在乎自己的观众缘，但您似乎与观众之间从始至终保持着某种距离感，大家很少了解戏外的您。
吴越：其实我很在乎观众缘，没有一个演员会不在乎观众缘，只是在乎的标准不一样。
